当北大博士成为外卖骑手

我的ID被注销了

以下文章来源于极昼工作室 ，作者小昼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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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自以为走出一个牢笼，实际可能是进入一个新的牢笼。
来源丨极昼工作室（ID：media-fox）
作者丨李晓芳 编辑丨王珊
陈龙是在一次系统的大调整中发现，外卖平台在压缩配送时间上永不满足，它们总在不断试探人的极限。那一天，他的所有外卖订单都超时了。
陈龙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博士后，2018 年，为了完成博士论文，他加入了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外卖骑手团队，花了 5 个半月时间进行田野调查，每天送外卖，体验骑手的劳动过程。
他的论文成果将在今年出版，他的所有调查始终围绕社会学中的一个核心命题：资本如何控制劳动者，而劳动者又是如何反抗的？
以下是陈龙的口述：
秩序
前几天不是有一位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的副处长，他去跑了一天外卖，12 个小时，送了 5 单，挣了 41 块钱，然后说心里很委屈，也很辛苦。
以我的经验，他只是跑了一天，再跑两天就习惯了，习惯以后他不会觉得跑 5 单很辛苦，而是我还能跑，我可以跑 30 单、40 单，甚至会抱怨平台，为什么不再给我多一点单子？因为你的劳动力极限已经慢慢被撑开了。
2018 年 3 月初到 8 月中旬，我加入了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外卖骑手团队，送了五个半月的外卖。
我们每天 9 点在中关村广场集合，9 点半开晨会，10 点开始等单子。我第一天才跑了 9 单，当时费用还高点，送一单 8 块钱，我挣了 72 块。后来极限撑开了，我最多一天送了 24 单，那个时候甚至还想平台怎么不多派两单。
我一般跑到下午 3 点就不跑了，因为电动车没电了，就会开始找骑手做一些访谈。大部分外卖员会备两块电池，一直跑到晚上八九点，平均每天能跑三四十单。
很多人一开始不知道我是北大的博士，不愿意搭理我，对我的身份会有疑心，觉得我不担心生计问题。后来知道了，就很多人愿意跟我聊天。他们觉得你是博士嘛，会来问我，将来干哪行哪行怎么样。
我的论文写的就是数字治理下的劳动秩序。几十万的骑手，同时间在各地走街串巷，表面上看着很乱，但是他们背后有一个秩序。这个秩序在哪？你就会想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种井然有序成为可能。
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到用 " 算法 " 这个词，用的是 " 数字治理 "。因为我在送外卖的过程中意识到，平台在不停地收集数据。
我后来跟外卖平台的技术员接触过，他们告诉我不光是骑手身上的数据，商家的数据，包括每天订单的多少、重量、内容物，还有消费者的偏好，这些他们都可以知道。
比如骑手送餐晚了，有消费者就会直接给一个差评，有些消费者可能连续几次都不会给差评。对于比较计较的人，平台可能就会故意地在送餐时间上多放点水，本来 30 分钟可以送达，平台给的时间是 35 分钟。
这样庞大复杂的劳动秩序之所以成为可能，是有这样一套数据支撑的系统，是把所有一切可以纳入的，都纳入到了可以计算的程度，是一种高度的控制和精准的预测。


等单间隙，一名外卖员在休息
" 自发游戏 "
我送外卖那段时间，大部分时候也会抱怨一个事情，就是时间，特别是中午高峰期时段，单子真的特别多，也催得紧。
我记得 3 月的时候，北京天还挺冷。当时我还没开始跑，处于观察状态，有一个骑手带着我跑，我们俩跑相同的距离，一样的时间，一起进了企业的电梯，他搁那儿喘气，汗珠子就从额头上往下冒。
我就在想我跟他一块跑的，确实身上发了点热，但不至于到大冒汗这个程度。我就说你是不是累了？他说不是，我是心里发慌。
外卖平台上最早送一单要一个小时，后来大家都在抢，谁能突破 30 分钟大关，最后他们现在能达到 28 分钟。大部分节省下来的几十分钟时间，是靠骑手。
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2018 年 6 月，系统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，就是为了提升时间。那天我所有订单都迟到了。
那次平台出现了一个 " 顾客期望到达时间 "，原本这个订单的配送时间是 45 分钟，系统给你改成顾客期望你 40 分钟送到，但顾客那儿显示的不是 40 分钟，假如我 42 分钟送到，顾客看到的是我还没有超时。
到底有没有超过，是由系统来判定，而这个判定标准是什么？没人知道。有些人超了两分钟判定他没超时，有些又判定超时了。
一旦超时，这单挣不上也就算了，还可能扣你个几十块钱，甚至停号。一停号就是半天或者一天不能跑，把你拉去做线下培训。


我之前做问卷调查，一个骑手在北京生活，一天睁眼就是 100 块钱的支出，包括房租、各种生活开销。所以可想而知，一个处罚，甚至停半天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。
也就是那次给我一个很大的刺激，我发现平台在想尽办法压缩配送时间，他们在不断试探人的极限。
平台有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去管理骑手，比如庞大的数据库，还有用游戏等级给骑手划分标准，从青铜、白银、黄金到星耀骑手，鼓励骑手多接单，一级一级往上升。骑手也有 " 自发游戏 "。
我记得当时我们去人大知行公寓楼送外卖，人大只允许骑手从校园北门进去，所以系统给也会让你从北门进。北门到知行公寓的骑行距离大概是 800 多米，要花 4 分钟时间。
但后面就有人发现，知行公寓旁边有一个侧门，电动车开不进去，但人下来走两步就进去了，很方便，步行时间不超过半分钟。
骑手找近路节省的时间原本是可以用来休息或者跑更多订单的，但由于系统敏锐的 " 数据控制 "，它能很快根据骑手的轨迹更新路线，最后可能就导致原先的 30 分钟变成 25 分钟。
你会发现技术的进步好像并没有让人生活得更好，科技的便捷是永远赶不上甲方的需求的，当你完成了现在的任务量，永远会有不断涌现的新需求。它在不断地把人陷入内卷的道路当中。
我们为什么会对时间这么苛刻？是一开始就这样吗？还是我们被平台建构了这样的想法？我觉得我们需要反思。


除夕，外卖骑手仍在工作
隐身的平台
外卖行业里有一个控制权重新分配的问题。管理一般是三方面，第一就是指导工作，员工按照老板的指导去做。第二是要评估员工工作当中的表现，第三是根据评估，决定给员工奖励还是惩罚。放以前的话，这三项工作都是老板决定的。
而现在呢，你会发现 boss 都不管了。谁来指导？平台给骑手开单，平台根据导航告诉他们先送哪个，再送哪个。消费者决定给差评还是好评。最后的奖惩又是平台根据消费者的评估来决定。
控制权一分配，相应的矛盾就跟着被牵引到了其他地方。技术遮蔽了对应的劳资关系，骑手即便有不满，也不知道找谁发泄，甚至有可能发泄错了地方。
在消费者角度，他们并不了解背后的奖惩规则，这套规则是严重失衡的。我送外卖的时候，一个好评能加两块钱，一个差评扣 10 块，投诉扣 200 块，处罚的力度远远大于奖励的力度。
所有人都害怕被处罚。有时候消费者给一个差评，骑手跑一单才 8 块，最后还倒欠两块，那可能 " 噌 " 地一下，骑手情绪就上来了。
我当时的访谈对象基本都已经不在这个行业了。我论文里的主人公是甘肃人，原本想在家开小饭馆，也没干起来，欠了很多债，他就到北京来送外卖。
他住的就是城中村，骑手都会聚集在类似的地方，10 平方米左右的空间要住三四个人，条件也不好，他来北京两个月没有洗过澡。
他干了一年多，每天可能就送三四十单。除了他自己的吃穿用度什么的，能攒下来一半钱就不错了，还挺累的。2019 年他就回甘肃了，在老家卖房子。
去年跟朋友吃饭，我还碰到了论文里另一个比较重要的主人公。当时我们在坐电梯，他拿着手机进来了，我们都戴着口罩，但我们互相看了一眼就认出对方了，也没说话，直接就抱在了一块。
抱完了以后我才问他，你还在干这个？就这样聊了两句。他还要赶着送餐。他是少数还在干外卖的。


骑手在大雪中送外卖
跟 2018 年比的话，我觉得骑手的处境可能是更糟糕了。你想 2018 年送一单的价格是 8 块，现在下跌到 5 块。他们要保证收入不下跌，只能不断地内卷，付出更长的工作时间，压缩每一单的配送时间，送更多的订单。
2018 年我觉得换工作可能是一种反抗方式，但我现在已经不这么认为了，因为大家都在做平台，都是零工经济，你自以为走出一个牢笼，实际可能是进入一个新的牢笼。但没办法，因为很多骑手自身的条件就决定了，他不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主导权。
除非是平台想改变，或者是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，不然的话没有办法。所以我觉得北京劳动关系处的副处长去体验送外卖是有必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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